去年我讲全球化史的课程时，班上有两位中国男生，一位是从国内刚到的，一位则是在美国读了寄宿高中的。我虽然一向信奉对所有学生都一视同仁的教学原则，但潜意识中也许对他们还是有些“同文同种”的特别关照。我给自己找出来的理由是：教授的责任不仅仅是坚持单一的学术标准，还要关心、帮助学生的成长。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孩子到异国他乡，语言、文化障碍甚大，老师多些关心是应该的。不过令我诧异的是：从国内刚来的那位，上我的课虽然有些困难，但最终还是能适应。在美国读了四年寄宿学校、并且高一年级那位，则完全“找不到北”。最后我只能给他个D，勉强及格。不过，这多少有点“法外开恩”了。他有时糊涂到连书里讲什么都不清楚，更不要说分析其主要观点了。想想也真是担心：大学已经上了一半，还这样云里雾里地彷徨，毕业后可怎么办？

两个学生的表现，当然可能主要是源于个人素质。但是，这并非一个偶然事例。许多寄宿学校出来的中国孩子都是这样。如今中国的留美潮越来越大，留学年龄越来越低。家长们想当然地认为：把孩子早早送出来读寄宿高中，不仅能上更好的大学，而且上了大学后也能更好地适应美式的教育，日后有个比较好的事业起点。事实上，这种一厢情愿的教育战略，正在毁掉这些孩子的前途。

《华尔街日报》2013年1月曾刊登过一篇关于中国小留学生的报道，标题就颇具讽刺意味：《私立学校的外国援助》。言下之意，这种留学主要不是受教育，而是给风雨飘摇的美国私立学校提供财政援助。2005年，美国私立高中注册的学生达到顶峰，总共有610万人；但到了2009年，就已经跌到550万人。这里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美国的家庭学校越来越盛行，分走了私立学校的生源。另外，公助民办的“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也日益普及，分走了另一部分生源。当然，经济危机恐怕也是个原因。你不能指望一个失业的或受到失业直接威胁的家庭还一年花几万美元让孩子读私立学校。2009年550万注册学生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新统计数字。在此之后经济危机一直持续着，估计私立学校学生流失的势头还在继续。

要知道，大部分美国私立学校，都把学费作为主要的经费来源。私立高中的规模又多非常小，往往就两三百个学生，甚至还有百人以下的。注册人数四年猛降60万，意味着许多学校的破产。事实上，这类的新闻在最近几年确实不绝于耳。许多学校能幸存下来，主要是靠外国学生的学费。更具体地说，是靠中国学生的学费。

《华尔街日报》举了几个例子。比如一个在俄勒冈的中学圣玛丽，初中高中加起来不过450人左右，但中国学生（基本都集中在高中）就已经有70人。美国当地的走读生，一年学费不过12600美元，中国的寄宿生则是49600美元。就算刨去食宿、医保等12500美元的平均费用，中国学生比美国当地学生也要多支付将近2.5万美元。对于几次频临破产的学校来说，这是一笔救命钱。于是，这所学校积极到中国参加教育展，大肆招生。随着中国学生的来临，学校财政马上走出了困顿。

离这所学校100多公里外的地方，还有一所更小的寄宿学校，本来决定关门，但看到滚滚而来的中国和其他国际学生，就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要继续办下去。如今，这所121位学生的学校，只有22位美国学生，剩下的是以中国学生为主力的外国学生。美国人一年的学费和食宿1.5万美元，国际学生则为2.5万美元。但比起前面那个圣玛丽来，几乎便宜一半。我在大学班上碰那位适应不了的学生，其所就读的寄宿高中也大同小异：设在穷乡僻壤，刚进去时中国学生占20%，毕业时中国学生则超过80%。

如今，即使在相当好、相当昂贵的美国寄宿学校，中国学生比例超过20%也已经成为家常便饭，而且看趋势还会大幅度上涨。如果再加上其他的外国学生，就大有反客为主的架势，势必影响教学质量。以圣玛丽为例，美国的家长抱怨，上美国史的AP高级课程，班上只有三个美国孩子，剩下12个都是外国人。大多数学生英语不是母语，教学质量还怎么保障？要知道，AP高级课程其实是高中开设的大学入门级课程，学生修完后考试达到一定标准，在大部分大学都会免修相应的基础课、并获得学分。而美国学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比较熟悉，美国史的AP课程起点甚高，外国学生则往往最为头疼。当外国学生是美国学生的三倍时，这样的课肯定要打折扣。甚至圣玛丽的中国学生都在抱怨：中国同学实在太多，都没有机会练英语了。

我们曾经碰到一位在相当不错的寄宿学校读书的中国学生。为上这个学，家长可谓一掷千金。学校按说也挺负责，不容许任何学生和来自同一国家的人当同屋，要大家到饭厅共同进餐交流。但是，中国学生还是马上就一起扎堆。他们经常不去餐厅吃饭，宁愿把父母预付的饭钱浪费，打电话到中餐馆要外卖。她说美国学生都是种族歧视，大家老死不相往来；日本学生太呆，老师让跑一千米，日本人明明跑不动也要完成，不象中国人那么通情达理；墨西哥学生则太闹，每晚一起唱歌……还是中国学生舒服，所以最后还是中国人自己相处。我还有位也是从挺好的寄宿学校出来的学生，说那些中国学生不仅自己扎堆，而且马上复制了一个小小的中国社会。大家攀比消费。你不入流，就会受到排斥……

这真可谓是“中国式的留学”。这样的经验，会让十几岁的孩子们在教育上先声夺人吗？恰恰相反，如此的寄宿教育，往往可能毁掉孩子的一生。

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多是自己考出来的，兜里分文没有，全靠学校给的奖学金，读的主要是研究院，本科生凤毛麟角。你的语言达不到一定标准，美国的大学也不可能往你身上投资。虽然我们也有语言障碍，但这种严格的筛选过程保证了大多数学生能够自己克服语言障碍，并且有令人满意的学术表现。现在的本科留学生，多是父母埋单，去当美国大学的摇钱树。一些学生英语程度不达标也被“有条件录取”。

所谓“有条件录取”，就是学校表示愿意接受，但该学生必须先上英语补习班，通过相应的考试，达到学校基本的要求后才能入学成为新生。随着高等教育在美国的普及，“有条件录取”越来越流行。现在几乎谁都能上大学，各大学抢生源的竞争也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有些明明不合格的学生，被大学“有条件录取”，即上一系列补习课，达到标准后正式入学。这类学生不少出于弱势阶层，拿着政府的奖学金，身上大有油水可赚，学校的服务也无微不至。我教书时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刚开学，班上某位同学就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打开一看，上面有教务处的信，学校有关规定，医生证明等等文件，说该生阅读理解困难，构成病理性障碍，有权要求任课教授为之延长考试时间等等。不仅如此，学校还经常要雇一位随从，跟着这位学生上完整个学期的课，帮助记笔记。当然，这些服务，往往是纳税人埋单，费用极高。看看这些，你就大概明白美国这么一个强盛的国家为什么会搞到破产的地步。

除非是在美国读了一段中小学的非法或合法移民的后代，外国人当然很难享受这些福利。不过，“有条件录取”的模式也被用来覆盖国际学生。作为摇钱树的中国学生英语不合格，人家让你来先上补习班，正好能从你这棵摇钱树上多摇下些钱来。中国那些守着不成器的孩子的家长，整天担心的就是孩子出不去。“有条件录取”至少实现了留美宏愿，送了一口气。另外觉得到了美国，有了“语言环境”，英语自然就学会了。

结果怎么样呢？《纽约时报》报道说，一些来到Delaware大学的学生，本来期待上几个月的英语补习课程后入学，结果发现自己不得不在补习班里花一年多的时间。5%的中国学生在补习班里不及格，难以成为新生。有些学生难以经受挫折的打击，干脆就回国了，甚至还抱怨英语补习班除了赚钱外不干别的事情。

究竟是这些英语班只顾赚钱不好好教书，还是中国学生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当然每个人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但依照个人经验，我更倾向于相信后者。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留美的语言准备完全可以在国内完成。跑到美国花将近三千美元的学费上八周英语班，在搭上生活费，基本是白白烧钱。之所以仍然有许多人这么干，无非是因为对“语言环境”的迷信。在这方面，我自己不仅是学英语出国的“过来人”，而且在美国读书、教书，英语班、日语班都上过，也一直在指导和咨询美国学生掌握亚洲的语言（中文、日文）。不管是从学生的角度还是从教师的角度，都有不少切身体会。

“语言环境”之说，在我们那个时代还算靠谱儿。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京就没有几个外国人。在长安街或使馆区看到几个“老外”，大家如同看珍禽异兽那么好奇。除了许国璋等等几本枯燥的教材外，几乎没有英文读物，英文音像资料就更少，很多人根本没有用过耳机。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留学前辈，就是这么身无分文地出国，现在大多相当成功，很少听说他们抱怨过语言障碍。现在美国人在中国满街都是；英语的读物、广播电视也不难接触；美国的许多媒体，上网就可以在第一时间阅读；甚至许多设施（如马桶、传呼机等）的说明都是英文的。更不用说无所不在的英语班了。放着这么好的环境，又以出国为目标，居然英语还达不到标准。这样的学生，大多是“朽木不可雕也”。他们到了美国也许更学不会英语。

为什么这么说？在国内的英语班里，你能碰到不少经济状况不太好、出不起国、却非常上进聪明的学生。这些人学习自觉，经常彼此之间相约说英语，反而能创造个英语小环境。不成器的公子哥儿们到了美国，没有爸爸妈妈保姆的伺候，语言不通，对陌生环境恐惧，觉得谁都对自己不友好，最终就会找其他说中文的公子哥儿扎堆，整天说着中文消磨时光。全球化就是这样一把双刃刀，可以帮助你在国内创造英语环境，也可以为你在美国创造中文环境，甚至买东西都不用讲英语，去中国店就行了。其实，美国学生学习亚洲语言也有同样的问题：跑到中国或日本，本想靠“语言环境”的助推掌握那门语言，结果去了还是几个美国人凑在一起说英文，反而是在美国上暑期班的，大家相约不讲英文，自己创造了个语言环境出来。所以，对于我的美国学生，我一向建议：中文或日文没有达到三年级的水平，最好别去中国或日本上语言班。

美国的大学为外国学生开设英语班，当然是要收费的。但也不能因此就咬定人家一味赚钱。我这几年给来波士顿读语言班的几位年纪大一些的中国人提供咨询，指出了英语班的问题：英语班最多仅有社交的意义。从学英语的角度看，几乎帮不了太多忙。试想，班里的同学，全是英语不行而需要补习的。中国人又特别多。一不留神大家就讲起中文来。即使讲英文，也是五花八门、错误百出。这怎么能学好？至于老师的授课，网上或其他音像资料中恐怕能找到更好的。我自己刚进耶鲁读书时也被学校要求上英语班。那是学校支付费用，教师多是耶鲁语言系或英文系的博士或博士生，水平不可谓不高。但我学了一段还是决定退出。因为通过正常的课程学习更有效。

我经常把留学的语言关比喻为买房子的“首付”。美国房市破灭引发了次贷危机，最终把全球拖入大衰退。万恶之源就在于房贷过于宽松，买房子不缴首付就拿到贷款，这种人往往是信誉最差的购房者。是他们违约而让大家跟着吃苦。在如今这个时代，家长含辛茹苦地积攒下来一大笔钱供孩子出国，这远远已经超出了家长的责任。那么，孩子要对得起父母的劳动，至少要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了，即在国内把英语提高到能应付美国学业的程度。也就是说，孩子把自己的心血投进来作为留学的“首付”。如果这点事情都不做，你指望他留美后突然就有出息了，那就象你指望仅五万收入的人不缴首付就买了百万豪宅而且会按期支付房贷一样，最终尝到的多半是苦果。

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却和中国学生一起上课，“美国经验”变成了“在美国的中国经验”。造成这样不幸结果的，固然是有些美国大学见钱眼开、盲目扩招中国学生的政策，但主要的问题还在于中国学生本身。毕竟他们来到了美国，有着许多在国内不可想象的机会。美国即使是很基层的大学，质量也都是相当靠谱儿的。求学无门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再拿Delaware大学为例。美国的州立大学，一般质量都还是相当过硬的。Delaware谈不上名校，但还是属于比较入流的大学。该校的英语中心主任指出，一些中国学生，支付了住校的费用（即宿舍的房租和饭费），却同时在校外租房子住，违反了学校的规定。他们很少参与学校的志愿者活动。他们频繁地转换课程，目的是和其他中国学生呆在一起……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未来“垮掉的一代”，也看到了当今中国教育的彻底失败。谁能缴了钱却不住校、在校外另租一套房子？你很少听说美国百万富翁的子弟作这种事。这更象是第三世界一些贪官污吏或者富得留油的阿拉伯王子们的气派。在美国，寄宿制度是精英教育的核心。常青藤一致严格要求低年级学生寄宿，就是要鼓励学生自己形成一个小社会，自我管理，培养社会技能、领袖才干，建构人际网络，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围绕着寄宿制的一系列活动，有时比课堂教育还重要，是美国大学教育的精髓，也构成了学生们未来事业的基础。所以，本来很平民化的大学，现在也在大兴土木模仿这种往日的“贵族”制度。Delaware大学有寄宿制度，恰恰说明这种学生很有“档次”。中国学生的这种作法，用夸张点的比方，就仿佛是重金买了个名牌表，然后把里面的表给扔掉，把印有牌子的包装盒留下来珍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想想也不难理解。这些孩子从小一切都是被家长安排的，接受了一辈子的应试教育。进了美国的大学，突如其来地获得了自由：大多数事情没有替你安排，要自己作决定。不仅如此，还必须在一个自己不了解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作这些决定。这种计划人生的能力，恰恰是中国的教育一直回避的。所以，面对这么大的转折，这些中国学生不知所措，甚至被吓坏了。住在和美国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宿舍里，一日三餐领教自己不习惯的食物，找不到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爸爸妈妈，这对他们来说实在难以忍受，仿佛落难了一样。你可以想象，在一条遇难的船上，只有一群不懂事的孩子，他们在惊吓之中会怎么办？他们会互相之间紧紧地抱在一起。这些找不到北的中国学生，所能作的就是去找其他中国学生。都惶惑不堪或被吓坏了了的人凑在一起，至少互相还能壮壮胆子。

那些自以为得计地为孩子安排着美好未来的家长，大多也是计划经济时代应试教育的受害者。寄宿制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自己过去的大学宿舍，目的不过是便于上面的管理。当志愿者，不过是上面派下来的“学雷锋做好事”，能逃一次就占一次便宜。殊不知，美国孩子从小当志愿者，为了是培养“社会责任”。这是领袖才能的核心。没有社会责任还怎么成为精英？

中国的留美大潮虽然汹涌，但有条件留美的家庭还是少数。另外还有许多家庭，虽然能供孩子留美，但经济上非常吃力。不讨价还价、照标价支付学费的风气，使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更难拿到奖学金，留学费用无意中被抬高。至于通过转换学校来降低费用的战略，在美国家庭中越来越通行，但绝大多数中国家庭则一无所知。

我在《培养精英》中有一节《美国的校漂族》，介绍的就是这种情况。有的美国学生，可以换三四个学校最终拿到学士学位。最近我和班上的美国学生聊起学贷问题，一位女生愁眉苦脸地说：按照她的计算，她毕业时学贷要高达十万以上，虽然学校给了她不少奖学金。我非常吃惊。因为如果刨去奖学金的话，她在我们学校四年下来满打满算也不该花十万以上。她无奈地告诉我，她是从一个更贵的学校转过来的。此时另外一个女生加入了讨论：她欠的学贷仅一万多。因为她也是从外校转来的，只是她先读的是更便宜的学校：一所社区学院。

两位女生，都是来自精打细算的中产阶级家庭，都因为经济的考虑而转学，最后毕业也都拿一个学校的学位，但是花费差得天上地下。这全在于以开始的战略设计。第一位女孩儿，希望进更有名的学校，并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学费。但是，读到半途，被积累的学贷吓傻了，最终决定低就一点，到了我们学校。这是从贵学校进，从便宜学校出。第二位女孩儿，考虑则周到得多，决定从便宜学校往贵学校读。她先上了社区学院。读了两年转到我们学校，学分也转了过来。最后从我们这所在当地还小有声誉的私立学校拿到文凭，但前两年支付的学费则微乎其微。

美国有28%的私立学校，学杂费超过36000美元。象我所在的学校，也要将近三万。但44%的美国本科生，就读于学杂费9000美元以下的学校。这基本上是因为他们在本州读州立大学，享受着优惠。同样的学校招收外国学生，学费会翻两三倍。最低端的，就是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学杂费还不足3000美元。我们不妨算一笔账：进一所有名的私立学校，四年下来仅学杂费就十五万美元。但如果你先上两年社区学院，不过支付6000美元，再转入本州的州立大学读一年，学费9000，最后一年进入同样那所有名的私立大学，学费36000。这样，即使你不拿一分钱的奖学金，同样的文凭，四年学费不过51000美元，是那所大学四年学费的三分之一。

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的最佳设计。要作到这一点，你必须功课好，乃至每次转学高端的学校都愿意接受。另外，有些高端大学为了保证自己的品牌或市场份额，对低端大学转来的学分打折扣地接受，或者要求学生在本校修满一定的学分才能拿到文凭。但是，转学生已经成为越来越大的市场。如果高端学校在这方面要求太苛刻，许多转学生就投奔了其他学校。更不用说，美国高等教育的伦理，是鼓励学生上进，特别是从底层向上奋斗。所以，有些名校还专门设有针对社区学院的优秀学生的奖学金，鼓励他们跳到自己的学校来。最成功的例子，有从社区学院起步，最终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

这种由低向高走的学生，我在课堂中接触过一些。他们的表现总体上比其他学生还好一些。也许，这是因为随时准备往高端学校跳的战略，给了他们奋斗的紧迫感，让他们更用功。

中国留学生身份不同。不可能上州立大学仅缴9000美元的学费。不过，在供中国学生选择的学校中，价位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家长望子成龙，希望一劳永逸地给孩子安排一个好学校。这可以理解，但也容易让孩子丧失继续奋斗的动机。毕竟孩子年龄还小，生活很顺利，一切都被家长安排惯了，出门在外家长鞭长莫及，虚度年华的可能性很大。让孩子在偏远、贫穷地区的便宜大学起步，再靠自己的表现一步步往好学校升，这给家庭省钱不说，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教育手段。

在前一篇博文我讨论了在美国读书时拼爹的奥秘，并解释了我为什么要帮助中国学生和美国同学去“拼爹”。其实，“拼爹”的战略，在我们自己的家教中就充分体现出来。以下就是一个实例。

《参与孩子的成长》：在美国的拼爹实例

鼓励孩子作项目

我观察女儿从小所受的教育，再与自己小时候在中国所受的教育相比较，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孩子多是作项目长大的，中国的孩子是在课程教学中长大的。这种归纳，当然非常简单化。美国的孩子一直也有课程教育和课程要求。中国的孩子也并非不作项目。不过，双方在这方面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美国的孩子，从幼儿园起就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作，比如用积木搭个建筑，手绘一本带有叙事情节的图画书，上小学后就有各种调查研究。到了大学阶段，一些精英的小型文理学院夸口：我们虽然没有常青藤那么多研究设施和明星教授，但因为规模小，学生可以有两三年的时间参加教授的研究团队，一起作项目，进而完全可以和常青藤竞争。这么说当然要老王卖瓜之嫌。但是，人家选择这么“吹牛”，也多少说明了美国人在教育上的“价值观念”：亲身作项目、从干中学，是最好的教育方法。

这样的差别，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教育哲学。在美国博士课程的资格考试中，一些教授喜欢对学生说：我们关心的是你知道什么，而不是你不知道什么。博士课程当然不是早教。不过这也大体说出了以作项目为核心的教育哲学。人对世界的贡献，其实就在于自己最终完成了什么“项目”：是写了本书，是发明了一个游戏，是创建了一个公司，或是设计了一栋建筑…… 教育的使命，也就是从小教你怎么作项目。在作项目的过程中，如果你感到必须去学某种知识，那么就更有动机和兴趣。另外，只有当你把学到的东西真正运用于各种项目中，才能证明自己真学会了。中国那种以课程为中心的教育哲学正好相反：核心要考察的是你不懂什么，而不是你懂什么。考试就是要测一下你对课程要求的哪些东西还不知道。课程中没有的东西，你想出来也没用，因为那是不考的。这样的哲学，当然就不鼓励创造了。另外，项目多可以回家去作，你有机会向许多人求教，和其他人合作。这是生活中很自然的过程。这就鼓励和培养了人际的互动。课程中心则要以考试检测一切，而考试是全封闭的，交头接耳属于作弊，鼓励的是一种自我隔绝的学习过程。

记得我不久前去医院作肠镜检查，主持的是当地一位知名专家。在开始前，他来到我的病床前自我介绍，并讲解检查的程序和意义。当他听说我是个中国人时，马上说他高中的儿子正忙着一个研究项目，是关于尼克松访华的，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谈起尼克松、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甚至能讲起有关《人民日报》等等许多历史细节。我惊叹他对中国的知识，他笑着说：“我最近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儿子当研究助理。不过，现在发现这工作其实很有意思。”这么说着说着，我的全身麻醉生效，人昏睡过去了。

记得刚来美国时听一位医学院的学生开玩笑，说医生和医生结婚生不出孩子来，因为两人都太忙，没有见面的机会。此话当然夸张，但美国的医生，特别是名医，确实一向行色匆匆，似乎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但是，这位名医，却在儿子的项目中倾注全力，乃至几周间变身为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可见在孩子学校中的项目，不仅是孩子学业中的大事，甚至成为家庭生活中的大事。乃至这么忙的家长，也要全身心地投入。

也正是如此，你会看到一些申请常青藤的高中生“吓人”的履历。他们最骄人的地方不是什么考试成绩，而是在某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研究论文，或者进入了由某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当然，对此也有许多批评。有人指出，在许多科技大赛中，参赛的青少年所拿出来的项目复杂成熟得出奇，一看其家庭背景，发现身后原来是高科技出身的父母。这在美国人看来，会带来教育的不公平，使那些家庭教育背景好的学生占据了过大的优势。在中国人看来，这简直就是欺骗：搞父母帮助搞出来的项目怎么能是自己的项目？这和考试偷看、作弊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既然家长是高科技精英，那么让孩子把这样的精英纳入自己的团队一起研究创新，岂不是更好的训练？学校教师在科技上是不可能达到这些父母的水准。父母们越卷入孩子的项目，对孩子就越好。事实上，女儿学校里分派下来的有些项目，还特别要求家长的参与。所鼓励的，就是这种团队研究的习惯。

我在大学教历史，也利用自己的专业帮助女儿作项目，对此颇有些直接经验。女儿学习罗马史时，老师要求每个孩子在班上作一个读书报告。这就出现了许多我们中国的历史课堂上很少出现的现象。比如，有位学生的报告是罗马人的食物。她不仅进行了许多研究，细致讲解了罗马人准备食物的程序，而且确实做了许多罗马食物供同学们品尝。另有位女孩儿报告罗马人的服装，也穿上了自己缝制的罗马衣袍。男孩子们则喜欢罗马的军事。有的制造了罗马的武器，战船模型，还有一位制造了罗马军队攻城用的掷石机，用一个棒球当石头，在班上演示那机器如何把“石头”扔出去…… 所有这一切，离开家长的合作都很难实现。不过，孩子们经过自己的努力把项目全作出来了。无论是自己还是同学，都对罗马社会有了相当立体的了解。想想我们当年高考也不是没有背过罗马史的内容。但如果有人问我罗马的食品是什么，我是一头雾水。我这个“高考尖子”是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女儿的读书报告，则更“传统”一些。她要讲布匿战争。这是崛起于北非的迦太基和罗马在地中海地区决定性的争霸战，总共打了三次，前后延续一百多年，其中以第二次布匿战争汉尼拔率领迦太基军队扫荡意大利、几乎灭掉了罗马共和国、最后又被西庇阿在家门口击败而最为惊心动魄。其实，关于布匿战争，课本上就提了几句。女儿选这个题目时，老师还没有讲。但女儿阅读后马上问：“为什么人们谈起罗马史来总要说凯撒、奥古斯都？如果布匿战争打不赢的话，就无所谓日后的罗马帝国了。历史将会完全不一样。”对此，我相当首肯，并告诉她研究的第一步是找到有意义的题目，而这个题目的意义相当深远，值得她努力去钻研。

女儿马上开始了初期研究，查阅各种百科全书。我马上提醒她，这类工具书虽然很方便，但过于常规。如果你的研究只是抄工具书的话，就难有新意。于是我给她介绍了几本书，其中包括一本厚厚的《布匿战争》，以及从《剑桥古代罗马史》中下载的有关军事的章节。我惊异地发现，剑桥史这种学术性著作，有的章节她虽然还读不下来，有些则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

女儿一钻研起来，就废寝忘食，一下子被淹没在资料的汪洋大海里。我先让她自己这么折腾一下，有些亲身体验，然后及时提醒她：不管你多么用功，材料实在太多，在课上讲的时间也有限，你必须学会怎么收缩覆盖领域。与其平铺直叙地讲布匿战争，不如聚焦于其中的亮点。孩子们恐怕没有耐心听你从头到尾地唠叨每个历史细节。但是，如果你先突出一个戏剧性的事件，抓住大家的注意力，大家就会有兴趣听你挖掘其背后的意义。在我的启发下，她把目光集中在汉尼拔和最终击败他的罗马将军西皮阿身上。最后，她进一步锁定了两人的最后一战的阵法上，反复琢磨两军当时是怎么调度，是什么决定了胜负。

在读书报告的时候，女儿面对全班讲出了一个清晰的故事：让罗马人闻风丧胆的汉尼拔，是被自己最好的学生所击败的。此人就是西皮阿。他还是青少年时，就随父与汉尼拔交战。第一次是父亲指挥的罗马军队被汉尼拔伏击而打败，父亲受了重伤。此时还是孩子的西皮阿，竟顶着溃败的罗马军队冲上前去救父，使得其父亲的保镖羞耻难当，也都跟着他去营救首领。父亲因此逃过一难。后来罗马军几次败在汉尼拔手下，西皮阿都在场。他甚至有一次反对父亲的战术，但因为年轻缺乏权威而未被接受。接着，女儿在黑板上画起最后一战双方的阵图，以图解的方式叙述整个战役的过程，并和汉尼拔几次经典胜仗的战阵运作相比较，证明西皮阿最后一战完全运用的是从汉尼拔那里学到的战术，而汉尼拔关键时刻犯了几个大错误…… 历史的分水岭，就是这么形成的。

她的报告远远已经超时。但孩子们听得入迷，老师也没有叫停，并说自己教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意识到西皮阿赢了汉尼拔，原来是靠从汉尼拔那里学来的招数。学年结束时，女儿被选为本年级的两个优等生之一，负责来年给下一班的学生讲一节历史课。

在女儿准备的全过程中，我扮演的唯一角色，就是和她讨论相关的问题，对她提问，间接地塑造她的学习和研究习惯。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她能否记住了汉尼拔、西皮阿等一串历史人物的名字和事实，而是她是否能从庞杂的史实中理出头绪、形成观点，并用事实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是分析力的基本训练。这就象一个律师能够从庞杂的证据中发现一个完整的故事、最终把案情分析清楚一样，将来无论从事什么领域的工作，都属于一种基本的高端技能。照本宣科地讲历史，总难免流于死记硬背。通过自己作研究项目在干中学，最终所获得的，就是这样的分析能力。

家长和老师在这个过程中能作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自以为是地告诉孩子历史的发展。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当你每次告诉孩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剥夺了她一次自己去发现的机会。” 读历史，最坏的入门书也许就是头头是道地铺陈现成知识的课本。女儿选择的题目，完全超出了历史课本。她的老师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我虽然跟着她读了不少有关的材料，但面对庞杂的史实并无清晰的头绪。所谓西皮阿以从汉尼拔那里学来的战术击败了汉尼拔之说，是否获得权威历史学家的承认，我也一无所知。事实上，对这样的历史细节，我很怀疑史学界会有什么定论。但重要的是，她自己通过研究得出了这个结论，并且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典型的历史学训练，也是良好的思想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