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申请战与社会服务
近几年美国经济转型，制造业没落，服务业崛起，白领工作增加，蓝领阶层乃至工会的势力越来越小。反映到教育上，就是高中生毕业当工人的路几乎没有了，大学入学率急剧上升。2005年秋季，预计有1670万新生进入大学，比5年前增长了120万。美国教育部估计，在8年后，这个数据将增加到1880万。根据2000年的人口统计，美国15-19岁的人口，不过2000万出头。1670万新生中，当然包括许多19岁以上的学生，但毕竟18岁是上大学的正常年龄。这么高的新生数字，说明适龄的青年大多数都上了大学，美国正在走向全民高等教育。
美国的各类大学将近4000所，吸收这么多大学生，应该是不在话下。但是，精英大学则是有数的。想上大学的人多了，挤进精英大学的路就窄了。这几年大学录取的竞争白热化，各种大学申请咨询公司应运而生。一个考生的大学申请咨询费高达2万美元以上。虽然各大学一再强调多元化、扶助弱势阶层，并在奖学金等方面向低收入阶层倾斜，但是，由于申请精英大学常常不得不花巨款将自己进行职业包装，穷孩子难以竞争。结果，在精英大学中，弱势阶层的地位岌岌可危。比如，黑人和拉美裔占美国大学生总数的1/4。但是他们在一流公立大学中仅占11%。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学生在前51所文理学院所占的比例，也从10年前的13%跌到现在的12%。在社会平等这个问题上，精英大学似乎不进反退。一些人担心，这样发展下去，美国的社会流动将降低，逐渐形成一个世袭的精英阶层，能够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的人会越来越少，最后演化成为一个无其名却有其实的贵族社会。
如果你看看近几年来美国的总统政治，不论是布什还是戈尔，或者是克里、迪恩，全是“常青藤”打造的世家子弟。美国的世袭精英已经形成，恐怕是不争之事实。不过，这些世袭精英，并非像欧洲的旧贵族那样高高在上、完全脱离平民社会。美国的建国之父、第二位总统亚当斯曾说，任何社会最终都将由精英统治。美国与欧洲的不同在于精英的形成过程。欧洲的贵族是世袭的，美国的精英却是基于个人的优异品性、在一个开放社会的竞争中自然胜出。现在美国的世袭精英，并不像当年欧洲贵族一样可以继承家族的爵位，而是必须运用家族的经济资源优势，从小对自己进行超强度的训练，保证自己拥有超强的个人素质。换句话说，世袭是一种教育优势的事实，不是社会等级所保障的特权。教育不成功，社会地位就丧失。而在这种精英教育中，对社会的服务，特别是对弱势阶层的服务，越来越被强调。这就培养了世家子弟的社会责任和对下层的了解和同情，多少缓解了贫富之间的文化和社会冲突。
在“二战”前，美国被所谓的WASP所统治。WASP是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缩写，描述的是美国的“建国种族”。那时的常青藤盟校，大多从东北部(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少数贵族私立学校中招生，形成了贵族学校(常常是寄宿学校)—“常青藤”这样一条龙的WASP教育体系，保证这个阶层在美国的统治地位。“二战”后，格局大变。政府颁布了退伍军人法案，给退伍兵足够的钱受高等教育。许多下层的退伍兵拖家带口地拥进“常青藤”校园。闹得许多传统的知识贵族报怨这些吵吵闹闹、粗俗不堪的退伍兵败坏了校园的高雅气氛，但这些大老粗们却用行动证明自己是“常青藤”历史上最优秀的学生。到了1960年代，以哈佛为首的精英大学，开始以学生的学术素质而非家庭背景为录取的主要标准，强调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平民子弟和WASP子弟能够平等竞争，SAT的高分比显贵家庭出身更管用。特别是各大学强调多元化，采取各种政策向弱势阶层倾斜，种族平权法案也引导学校的录取照顾黑人，一般富裕的白人子弟就不再有往日的优势，如果不属于祖祖辈辈上名校的校友子弟，甚至为了进同一所大学要比穷人或少数族裔的孩子考更高的分才行。这样，“智力阶层”逐渐取代了贵族阶层。
不知不觉中，随着大学竞争的激烈，精英大学的申请者分数越来越高。比如，Pomona College 2005年招收的学生中，有1/3在SAT考试的语文或者数学项目上获得满分。Davidson则有1/4的学生的SAT成绩高达1500分以上(满分为1600)。这还是几个精英的文理学院，不是“常青藤”。哈佛、耶鲁学生的成绩就更可想而知了。
由于大量学生的SAT成绩都快到了顶，再看分数录取就已经意义不大了。高分只是进名校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高分之外，必须有其他的课外业绩。结果，美国的中学生们在学期中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能力，漫长的夏季则成了他们创造自己的课外业绩的繁忙季节。著名的考试补习公司“普林斯顿评论”，还出版了一本《青少年过暑假的500中最佳方式》，告诉学生暑假是为上大学打基础的关键时刻。
要了解这些中学生的暑期计划，我们不妨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克莱顿（Jessica Clayton）是一个科罗拉多州的高中生。她的SAT拿了1540分，几乎到顶。她上个学期通过了5个高级课程的考试，这等于提前修完一些大学课程，使她获得了上大学后免修这些课程的资格。她每个月在一个中学打两天的义工，并在一个饮料店工作，还是学校越野长跑队和兜网球的队员。不过，当一个常青藤盟校的录取人员告诉她另一个申请者为竖琴作曲、并出售自己的光盘资助慈善事业时，她马上坐不住了。她用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跑到了秘鲁，帮助当地人油漆学校建筑、收割小麦、组织清理垃圾。结果，2005年她虽然没有进“常青藤”，却被几个精英名校录取。
戴利（Will Daly）是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18岁的高中应届毕业生。2004年夏天他跑到印度，用3周时间在那里设计英语课程，又花了3周时间旅行。另一个来自新泽西的高中应届生杰曼（Daniel Germain）则到印度教英文、建足球场，做其他一些“值得做的小事”。弗里德曼（Liza Friedman）是来自曼哈顿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她申请时提交的文章写的是她越南旅行的经验。她还到斯洛伐克和坦桑尼亚进行社会服务，并由此决定从事非洲研究。她还为国际特赦组织工作过。这些国际经验，使她被几个大学看中，虽然她还在等自己首选学校的录取通知。
不仅是高中应届毕业生，一些更小的学生也开始为了进名校而提前行动。来自纽约州的科恩（Jamie Cohen）年仅16岁，却要到非洲的塞内加尔工作4周，照顾艾滋病患者。然后她马上飞回美国，到耶鲁大学参加青少年艾滋病大会，提出自己的“艾滋病行动计划”。
现在离她申请大学，还有18个月之遥。巴拉茨（Amanda Baratz）是来自加州的一个14岁的女孩，还没有参加SAT考试。不过，这个夏天她要到Georgetown University上一个5周的医学课程，并观察心脏外科手术。
这些努力，无非是针对精英大学的要求而去。一些大学的录取人员明确地说，他们要看申请者在社区服务方面的创造精神。美国的一些高中，甚至把社区服务当作毕业的一个条件。一大批组织暑期计划的公司也应运而生。参加一个暑期计划，到发展中国家当义工，常常消耗一个学生7000多美元。而这个钱不少是这些孩子自己打零工挣来的。一家大学申请咨询公司的负责人对申请者提出的建议是：上完高一要去当实习生，一年至少打100个小时的义工，并且要有“真正的工作”经验，比如在主要的投资银行或国际知名的博物馆工作过。如果这还不够，那就要去墨西哥10周或到亚洲旅行。
暑期计划毕竟很短，有时不足以建立惊人的履历。这就使“空缺年”计划大为流行。关于“空缺年”，笔者过去有所介绍，就是学生在高中毕业和上大学期间，打一年义工，从事社会服务。美国的孩子想进的大学没有进去，就相当于中国的孩子高考落榜。在中国高考落榜后，要复读，要继续背那几道题。这些美国的孩子，则跑到贫困社区志愿服务，或者到国外旅行，开开眼界，使自己变得更有竞争力。哈佛大学录取与奖学金部的院长菲茨西蒙斯（Williams Fitzsimmons）承认，有时经过这一年，同样的学生就变成一个更理想的录取候选人。
努涅斯（Cris Nunez）本来就读于新罕布什尔的大名鼎鼎的精英寄宿学校Phillips Exeter Academy，但因为吸毒被学校开除，2004年申请了9所大学全部落选。结果，他花了10个月的时间，到阿拉斯加为红十字会工作，证明自己成熟了起来。结果，2005年再度申请时，原来拒绝他的芝加哥大学录取了他。不过他决定去Swarthmore College，一个头一年没有申请、但在本科教育上更有声望的学校。佩布莱斯（Mariah Peebles）则是个无可挑剔的高中毕业生，顺利被哈佛大学录取。但是她已经被紧张的学校生活弄得对读书没有胃口，于是决定推迟入学、先参加一年的海外课程：在法国的一个家庭学习法语，到墨西哥学习帆船驾驶，最后到秘鲁的学校和印度的孤儿院打义工。
可想而知，能够干这些事情的，大多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他们花得起钱，当然比穷孩子有优势。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花钱积累的这些经历和训练，大多数是在为下层社会提供服务中完成的。一些最热门的暑期计划，就是组织他们去发展中国家扶贫。所以，尽管目前的大学竞争对富家子弟有利，但这些富家子弟只有通过接触和服务下层来培养自己才能有竞争力。两年前，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容许大学录取时考虑种族因素、照顾少数族裔，这就更加给富裕的白人学生带来了压力。一位Amhirst College的录取人员公开说：“如果你来自弱势家庭，艰苦奋斗，即使SAT分数低一些，我们也可以考虑给你机会。如果你是来自富裕家庭，已经在生活中获得了一切能够获得的机会，那么高分本身并不能说服我们再给你一个机会。”所以，精英家庭的孩子想胜人一筹，就得加倍努力。用一个学生的话来说：“你不是橄榄球明星，不是少数族裔，你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上私立学校的蓝眼睛的白孩子。你得想办法让人家觉得你特别才行。”
只要大学录取有激烈竞争，中学教育就不可避免地要围着高考的指挥棒转。中国是如此，美国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大家培养精英的理念有所不同。欧洲是研究性大学的先行者。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最大贡献则是服务社会的理念。富裕家庭的子弟，要通过参与基层社会来完成自己的精英教育。从“二战”以来，几乎每二十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就对精英子弟提出新的挑战，逼着他们不断地适应，无法故步自封。如今全球化的浪潮排山倒海。美国精英家庭的孩子，不少十三四岁就开始计划上大学，十五六岁开始就周游世界，到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锻炼，成为全球社会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虽然贫富分化、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许多富家子弟为了上大学参与了这些暑期和“空缺年”的课程，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了解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结果，他们没有变成势利的特权阶层，而是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