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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大学万万没想到】之 近一半的美国学生都选择社区大学?

 

万万没想到,我最终还是上了美国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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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文婕

编辑:王敏纳 

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两年制社区大学(Community College of Allegheny County)的AM同学,经过两年社区大学的努力学习在厚仁教育的指导下,最终将劣势转化为优势。以接近4.0的绩点,103的托福高分,被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密歇根大学,匹兹堡大学的CS专业同时录取。

 

功夫不负有心人!其实早在进入社区大学,AM同学就树立了以此为跳板,两年后转入美国名校的梦想。她知道,就读社区大学,她不需要耽误任何额外的时间在国内参加一次又一次的语言考试。来到社区大学,在美国这个天然的语言、教育环境下,她迅速的提高了自己的各项能力,顺利的转入了她的理想大学!

 

然而,这并不属个案!近年来,随着不断升温的留学热潮, “社区大学”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当然,在逐渐被人接受的同时,由于人们对美国教育体制的不熟悉,也备受争议。实际上,社区大学作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填补了传统教育的空白。灵活的学制,低廉的学费,相对宽松的录取制度帮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更有机会通过努力转入自己的dream school进一步学习。

 

转学教育,作为社区大学的主要职能之一,也成为了许多同学选择社区大学入学的重要原因。在美国,约45%的学生选择了两年制社区大学,以方便其将来成功转入普通四年制大学。鲜为人知的是,美国每年约有250万大学生成功转学! 20%的大学学生都是通过转学进入普通四年制大学!加州大学有30.8%的学生来自社区大学!加州州立大学有60.3%来自社区大学!

 

首先,需要为大家介绍一下转学这个概念。转学,是指已在校大学生,通过申请其他学校,获得录取,继而转入该校继续学习的一种方式。通过转学,学生能再次选择适合自己的dream school,完成一次华丽的飞跃。当然,针对社区大学提供的转学教育,大家也许会有许多疑问。是不是从社区大学转入普通四年制大学,需要重新花费四年攻读本科教育?通过社区大学转学,是否能获得无差别的普通大学学位证书?然而,这完全不需要担心!不同于国内的专升本,从美国社区大学转学的学生们能将在社区大学学习的两年学分成功转入所转学校,并在随后的两年内完成学业,获得普通四年制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厚仁教育拥有最专业的申请团队,在转学项目上,可以做到成功率百分之百!

 

同时,普通四年制大学、乃至名校,对来自社区大学的学生有着极高的认可度。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生录取率仅为18%,然而其接受转学生的比例却高达25%!

 

究其原因,首先,这些四年制大学能对社区大学的申请者有一个更加全面的判断。大学录取委员会能根据学生在社区大学的GPA、学术经历、实践活动经验更好的判断学士能否适应该校的学习生活。相比新鲜出炉的高中毕业生,这些大学选择录取社区大学的学生能更好的保证学生的品质。同时,社区大学的转学生能更好的适应接下来的大学学习。 由于社区大学提供的是专业的转学教育,两年的社区大学课程的学习能帮助学生为将来更加专业的学科学习打好基础。同时,针对国际学生, 两年的社区大学学习,能促使学生在语言上突飞猛进,并且更加适应美国的与国内迥异的教学风格,在申请普通大学,甚至名校上,获得更大的优势!

 

此外,区别于其他普通四年制大学,转学教育作为美国社区大学的重要职能,社区大学鼓励学生转学,为学生们提供各种制度支持,教育支持,服务支持,帮助学生们在完成两年的社区大学教育后,成功的转入普通四年制大学。厚仁教育用最专业的服务帮助无数学生进入自己理想的学校,挣脱大学制度的禁锢。社区大学,也因为其为学生提供的方便的转学服务,成为了追求名校梦想的莘莘学子的首选!

 

 

万万没想到,我最终还是上了美国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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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薛涌留学去》:为何要回避商科

我一向主张,至少在本科阶段,留美要力避商科。中国的雇主在招聘海归时,也同样要慎纳商科。

这并非我个人的偏见。事实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2011年曾经在其商业节目Money Watch中有段评论,题目是《不读商科的八大理由》,大致总结了我的分析:第一,商科学生学的东西少;第二,商科学生挣的少;第三,商科学生在求职时缺乏竞争力;第四,根据哈佛商学院的研究,商科学生日后工作辛苦,生活质量较差;第五,商科学生申请MBA时吃亏;第六,实际工作其实并不那么需要商科专业;第七,学经济学的挣钱比商科出身的多不少;第八,许多不靠谱儿的父母帮助孩子选了商科,孩子没兴趣,表现会很差。

反对声是可以预料的:难道沃顿不是一直在培养商界精英吗?不错。不过沃顿毕竟很小,再加上MIT的Sloan等几个顶尖商学院,中国学生就那么几十个人。除了这些极少数外,本科商学院几乎成了劣质大学的代名词。

关于美国商科大学生素质低的问题,我已经用一系列考试成绩、毕业后年薪等等统计资料进行说明。遗憾的是,在一个盲目崇拜商科的国度,不管你怎么说,人们也不愿意相信。为了更为清楚地说明问题,我这次以中国人最容易理解的考试SAT的成绩来展示。中美教育制度不同。不过,美国最接近中国高考的考试,是为了申请大学而考的SAT,即所谓“美国的高考”。事实上,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中,各校学生SAT的中等成绩也被一一列出作为参考。这个成绩的排名,和各校在榜上的名次也基本相符,说明这项考试的成绩有着相当的权威性。

SAT的成绩,也被按学生大学的专业选择分类列出。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学各种本科专业的学生的“高考成绩”。我除去参加考试人数过少的科目,把2010年主要专业的SAT平均总分排列如下:

英语和文学(1691)、社会科学(1691)、物理学或自然科学(1686)、外语和文学及语言学(1679)、数学和统计(1650)、一般性文科、人文及科学(1647)、哲学和宗教(1643)、生物及生物医学(1640)、工程(1634)、未决定专业者(1604)、历史(1577)、自然资源和保护(1566)、传播、新闻及相关专业(1550)、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及支持性服务(1535)、视觉及表现艺术(1517)。以上成绩,都在平均成绩之上。

以下专业,考试的成绩则在平均分以下:法律专业及研究(1516)、建筑及相关服务(1516)、商业管理、市场及相关服务(1500)、心理学(1493)、健康及相关临床服务(1477)、教育(1444)、农业及相关科学(1425)、工程技术及技工(1418)、公共管理及社会服务职业(1390)、其他(1368)、公园、娱乐、休闲、健身(1361)、个人和烹调服务(1360)、保安服务(1345)。

由此可以看出,商科是分数垫底的专业之一。比商科学生考分低的,有两大引人注目的专业,一是心理学,一是教育。其中心理学和商科分数相差无几。但教育则落后相当大。美国公立教育制度破败,没人愿意当老师。不久前曾有个报道,说在中小学当教师的,自己读大学时往往是班上最差的三分之一。排在商科后面的其他专业,多不属于四年制大学的专业范畴,如健康及相关临床服务,提供着许多护理方面的训练,护士、护工都属于这一范畴。工程技术及技工指的基本上就是技术工人,其他还有健身教练、厨师、保安等等。这些职业,多在两年制的社区学院训练。分数低也有情可原。毕竟这些行当靠的主要不是读书。另外一个趋势,就是越抽象、越“没用”的专业,考分越高。英语、文学比传媒、新闻的分数高许多,物理、数学的分数也高过工程和计算机。这里的法律专业及研究,并非法学院里的法学,而是司法助理、犯罪学等等接近法学的科目,是一些就想尽早读法学院、当律师赚钱、不愿意在“没用”的专业浪费时间的人抄近道用的。这些人的入学成绩,在平均线之下,其素质决定了其专业选择。至于商科1500分的成绩,和高达1691分的英语和文学几乎快差了200分。这两个档次的学生,根本不应该坐在一个班里。

对于那些在国内也考不上像样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如果一定要留美的话,也许商学院是个不得不去的地方。因为这些学生即使用母语也基本不具备读大学的素质,更不用说用外语去读大学了。美国许多商学院,就是给那些不具备读大学的素质的人准备的。不过,素质好的中国留学生,读商学院则可能被糟蹋。我自己在大学当老师,有着切身体会。不管教授怎样,最终决定教学质量的,还是学生的程度。班里商学院的学生比重高到一定程度,教学质量就很难保证。那些商学院的学生,整天就知道小组一起工作,用PPT演示一切,根本无法阅读复杂一点的书。有的甚至对我提出要求:“我学习的风格是形象思维,不善于运用文字。是否能够多放点电影?”我只好说:“不善于运用文字的人,实在不适合读大学。”不过,如果班上这种人占了三分之一,当老师的除了降低标准外,还有什么选择呢?

中国学生扎堆美国商学院,给本来已经质量很差的商学教育带来了新问题。特别是在低层次的商学院,中国学生的数量奇大,甚至有超过半数者。班上80%是中国学生的情景司空见惯。课堂上老师用英文讲课,同学彼此一交流,语言就变成了中文。另外,商科的美国学生本来素质就很差,老师的语言也很简单。中国学生多了语言就更简单。学科本身,则不过是白领技工的性质,几个关键词理解清楚,大体上课就能跟得上,阅读也能对付。反而是看严肃的电视新闻、读《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要复杂得多。如果你和商科的学生接触一下就知道,即使是那些美国学生,基本也不看严肃的电视新闻,不读《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中国学生更是自成一统,和美国同学也不太接触,稍微复杂些的媒体就不看。这么四年下来,能学到什么呢?

这些人毕业后,在美国往往站不住,终将会成为海归,希望以“留美商科”吓吓人。其实,中国的用人单位,如果一定要招海归的话,要特别小心商科的学生。这些人没有开发新产品的创新能力,无法大量阅读英文资料、提出归纳分析,不过是懂几个关键词、会弄PPT而已,无法对企业作出有价值的贡献。相反,在像样大学能把美国史读下来,大致你能确定:此人对美国多少是懂一些的,需要大量阅读英文文献时是能胜任的。

总之,美国固然有沃顿和Sloan这样优异的商学本科,但教育的人数非常小。美国优异的商学本科教育,大概不出那么十几所商学院。靠谱儿的商学院,则大致在五十所上下。等而下之,则多被那些不具备上大学素质的学生所主宰。中国人自古有“孟母三迁”的传统。美国的一个本科读下来,费用近百万人民币。难道就是为了和那些心智接受不了传统文理教育的美国学生为伍?或者更糟的,是和那些考不上好大学的中国学生为伍?

《跟着薛涌留学去》: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否定了商学院后,中国学生的留美战略,在专业方面应该如何考虑呢?

在我看来,由于中国教育制度的特点,中国学生数理化比较好。这应该是个很大的优势。现在的学生,应该有些我们那代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心态。去美国留学读本科,读理工还是最稳妥、最有前景的道路。

首先,理工本科生毕业的起薪非常高,可以比文科或商科高将近一倍。根据权威的PayScale网站的统计,美国本科毕业生起薪最高的十大专业,全是理工科。其中七个为工程专业,外加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另外,理工科毕业后工作也比较好找。比如,在最近的经济危机中,有报道说大学毕业生的失业和半失业率实际上逼近50%。但在波士顿地区,有着大量的实验室。学理工的有些实验室的经验,找个工作易如反掌。造成这种格局的一大原因,是美国义务教育在理工科方面相对失败。许多美国学生缺乏基本的数理训练,难以完成理工科大学课程的要求。从2009年的数据看,美国大学授予了165万个本科学位,其中商学占了35.8万,社科和历史占了17.3万,工程学位仅6.8万多,和视觉与表演艺术学位的数量大体相当。可惜,现实生活是激烈的科技竞争,而不是每天演戏。理工科人才奇缺,在美国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问题。

第二,本科专业是理工,日后即使想读商学院,优势也比商科学生大得多。从大学商科申请顶尖的商学院,比从同一所大学的工学院申请,难度恐怕要大出数倍。这里的历史姻缘,往往被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们忽视。要知道,美国大学里的商科热,源于经济中对管理人才的需求。而这种对管理人才的需求,又是源于大企业的崛起和工厂的机械化、自动化。在机械化、自动化之前,工人多是自我管理,领头的是工头,负责生产的组织。机械化、自动化之后,工厂就不是围绕着工人的劳作、而是以机器的逻辑为核心来运行。这就要求管理上的革命。最懂得机器的逻辑的,当然就是工程师。所以,在最底层,代替工头来组织劳动的,就要仰仗工程师。在中上层,企业宏观的运作,也必须借助工程师的专业训练。前GE总裁韦尔奇这样的“世纪经理”非常有代表性。他们在企业中的领导角色,并不仅仅是他们更懂得产品中所蕴含的复杂工程科学知识,也是因为现代工业生产的组织,本质上是一种工程上的组织。直到现在,美国的MBA课程都特别注重招募理工科人才。特别是MIT的Sloan商学院等等,几乎是在工科教育框架中的商学院。

第三,理工科毕业日后读法学院或普通的研究院,也都非常有竞争力。比如,如果你想读经济学博士,本科专业是数学,恐怕比本科专业是经济学要占很大的便宜。再如法学院。最近苹果与三星的专利官司打得如火如荼,涉及到十亿美元的赔偿。小女对法律很有兴趣。她听完新闻后的评论是:她要上法学院,最好先当个工程师,日后处理这样的案子会更有能力。其实,不仅她这位十三岁的初中生是这么看,许多法学院也是这么看。法学院力求追求学生背景的多元化。理工本科出身的学生申请法学院的偏少,真申请反而会有物以稀为贵之效。总之,理工教育属于传统的文理教育范畴,在美国很受尊重,既是个硬本事,日后变通起来也方便。

最后还有一点,即学习理工科的语言障碍比较小,特别是在开始阶段,中国学生适应起来比较容易。特别是中国学生理工科基本功比较好,一些理工科上的平平之辈,到美国后可能表现比较出色。这就给留学生们宝贵的适应机会。不过,学习理工科,决不能因为语言障碍小就在语言上偷懒。这只不过是一个喘息的机会。日后在美国要有前途,还是要有长期规划,把英语学好。

《跟着薛涌留学去》:商科热:教育上的舍本逐末

我一向认为,商科过热是中国高等教育病态之表现。留美中的商科热,则属于病入膏肓。这种观点,在网络上遭到抨击并不意外。因为商科热已经持续了十几年,滋生了许多商科毕业或商科在学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生怕自己的身价受影响。但是,事实和数据非常顽固,一直在证明着我的观点。

先说国内的商科热。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吸引着全国高考精英的新闻已经非常耳熟了。有报道说,1999-2010中国的高考状元最青睐北大清华,而且最热衷于商科。北大的状元们主要集中在光华管理学院。北大经济管理专业状元人数高达有231人,其次是数理化基础类专业,有98人,法学专业有42人,生命科学专业有33人,外语和中文专业各有10人,计算机专业 有9人,电子信息专业有5人。也就是说,这几个专业加起来,状元人数也顶不上一个光华。

清华大学一直有中国的MIT之称,吸引了342状元。但是,即使在这所理工名校,也是经济管理专业的状元人数最多,有65人,其次是电子信息专业,有63人,计算机专业和土木建筑 专业有37人,数理化基础类专业有35人,自动化专业有29人,生命科学专业有25人,材料学专业有8人,法学专业有5人。

我曾抨击这种现象是个“笑话”。有大量网友反唇相讥:难道沃顿商学院不是很优秀吗?美国有沃顿,为什么中国不能有光华?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需简单地比较一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两个排名。我们当然不应该迷信排名。但是,从这两个简单的排名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一些粗线条的教育图景。

美国前十名的研究性大学依次为: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哥伦比亚、芝加哥、MIT、斯坦福、杜克、宾夕法尼亚、加州理工。另外,前十名的顶尖本科商学课程依次设在宾夕法尼亚(即沃顿的所在学校)、MI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纽约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卡内基梅仑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德州大学、康奈尔大学。也就是说,排名在前十名的学校中,仅有两所学校提供本科的商学教育。剩下提供本科商学的大学,除了康奈尔外,大多排在二、三十名以外。

另外,2012年沃顿本科的录取率为10%,但哈佛的录取率仅5.9%,斯坦福6.6%,耶鲁6.8%,哥伦比亚7.4%,普林斯顿7.9%,MIT8.9%,达特茅斯9.4%,布朗9.6%。这些都是本科不设商学专业的学校,都比沃顿录取率低。更不用说,哈佛的本科生6657人,普林斯顿5249人,耶鲁5349人,哥伦比亚6027人,芝加哥5388人,MIT4384人,斯坦福6988人。而沃顿的本科仅有2544人。可见,美国绝大多数一流大学,并不提供商学教育的本科课程。美国最精英的高中毕业生,也只有极少数才肯去读商学院。

大学是年轻一代思索人类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并寻求应对之道的地方。大学的本质,还在于思想和知识。商学在大学的知识体系中,仅占有边缘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大部分精英大学把商学归入职业教育的研究院的缘故。中国近十几年来,商业化大潮席卷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大学也纷纷对之投降。这就出现了中国的一流大学竞相建设商学院、并急急忙忙地把商学教育推到本科阶段的现象。殊不知,这一潮流,是教育上的舍本逐末,最终不仅会害了学生,也会伤害整个国家的竞争力。看看这二三十年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是什么?微软、谷歌、苹果、水力压裂钻探技术、生物工程、材料科学、脑研究…… 有了这些,才谈得上经营管理。一个满街叫卖声、却没有人能够制造出有创意的产品来的社会,怎么可能有生机?

记得2012年大选时,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以经营奇才的面目挑战奥巴马,觉得自己在商学院和咨询公司练就的管理技艺,能够拯救美国。然而,即使是保守派的喉舌《华尔街日报》也对此不买账,称这种经理型政治家无法提供国家所需要的领导力和感召力。自由派的对手则攻击说,罗姆尼在商界成功时,在台上确实非常光鲜。但他能拿在手里炫耀的,就是钞票。这和乔布斯在台上拿着一台苹果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人崇拜财富。但最终还是要看你为这个社会作出了什么“东西”。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光是钞票,则难以持久。后来罗姆尼以明显的劣势落选,多少也显示了这套商学院哲学的不中用。事实上,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华尔街淘金泡沫迅速崩解,创业热升温。社会风气有舍末归本之趋势。有志向的年轻人,对发明创造更为热衷。

我们这代人读大学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口号征服人心。这种信念虽然狭隘,但比起当今的商科热来还是实在得多。反省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起飞,中国虽然创造了许多财富,但基本还是个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这三十多年,无论在科技的创造上还是在文化的创造上,实际上都相当贫瘠,远无法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相称。中国留美的理工博士,90%以上一去不归,比例居世界第一。这多少也反映着在中国搞发明创造的回报过低的现实。我们的社会、媒体、家长,已经不热心地鼓励孩子当科学家、发明家,而更多地是鼓励他们长大赚钱、“成功”。这才是商科热的大背景。

《跟着薛涌留学去》:商科如何改造:多学点文科

美国有若干所著名的商学院提供着非常优秀的本科教育,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MIT的Sloan、圣母大学的Mendoza、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的商学院等等。但是,大部分商学院本科教育水平低,也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怎么改造?有些是很难改造的。特别是低端的商学院,学生素质实在太低,课程不过是反映着学生的接受能力。但是,还是有相当的商学院,特别是优秀的商学院,是可以改造的。在这方面,教育界和企业界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商学院的学生要多学些文科,或者说是传统的文理学科。要把商学院整合到大学的宏观教育构架中。

在一项全国性的调查中,美国的雇主们描述了他们所希望雇佣的22岁的大学毕业生是什么样子:写作条理清楚,思维有创造性,擅长分析数据资料。无论是英语专业还是生物专业,都可以成为理想的雇员。另一项调查综合了113家企业的意见:在商界成功最为重要的技能,是语言交流能力,接下来的是发现问题和界定问题的能力,在接下来是能够负责、能够推理、能够独当一面。这些技能,更多的是在传统的文理学科中培养的,是商学院教育特别缺失的。

AT&T的一项调查,则更为具体。调查对不同学科的毕业生的“管理表现”进行评分。结果发现,文科专业的毕业生高达6.1分,商科专业的仅为5.8分。斯坦福大学教授Thomas Harrell二十年的研究则发现:最大的商业才能是沟通能力。而文科背景的人这方面的能力最强。

这也难怪,管理大师Peter Drucker坚信所有的经理都应该接受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训练,并把管理本身视为一门人文学科。《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企业界对商学本科教育最大的抱怨,是过分集中于金融财会上的技术细节,没有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技巧,缺乏文科中那种长文写作、课堂辩论等等的训练。

这些现实的反馈,引导着商学院的改革。卡内基基金会提出了一个报告,赞扬10个商学院成功地把实用技能训练融入传统的文理课程中。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波士顿郊区的Babson学院。这虽然是一所纯商科的专业大学,但非常注重文理等传统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其校长Leonard Schlesinger明确地说:“实际的商用技艺,随着组织和技术的进步,经常五年就过时。但是,历史和哲学所提供永恒的背景知识和理性思维能力,对商科学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不向学生提供这种永恒的知识,我们的教育就显得非常残缺。”乔治华盛顿大学、乔治城大学等几所著名的商学院,也试图把历史、伦理、写作等课程整合到金融和市场的课程中。其中,乔治华盛顿大学计划请心理系和哲学系的教授讲授商业伦理,请工程系的教授讲授持续发展,并制定新的课程规划,把“商业与社会”作为核心课程。

2011年出版了一本《重新思考商学本科教育》,集中了若干专家对商学教育的反省。其中一位作者William Sullivan指出,把商学教育和文理教育分开,伤害了商学院的学生。这种区分使他们把商学教育从大学的其他课程中孤立出来。事实上,美国高等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能把商学这种技能训练融入高等教育中,使之成为年轻人素质成长的一部分。顶尖的商学院,大体也都这么作。比如,沃顿商学院本科生的一半课程,都是传统的文理课程。MIT的Sloan商学院对本科生的要求,也包括17门本校的一般性课程,如两门微积分、两门物理、一门化学、一门生物等等,另有许多统计分析、微观经济学等等,数理成分很重,和这所著名的工学院教育融为一体。许多优秀的商学院,虽然设有本科专业,但往往是要求本科在大学的头两年甚至头三年接受一般性的文理教育,最后阶段才进入专门的商学教育。

经济危机爆发后,即使是名校的学生,也深切地感受到就业的压力,实用的要求越来越强,象哥伦比亚、达特茅斯这些有商学院的常青藤,纷纷给本科生加开一些商学课程,甚至还是授予结业证书的。但是,这些学校都还没有发展出两年的商学本科专业(前两年一般性通识教育,后两年进入商科,是许多学校商学本科教育的模式)。达特茅斯Tuck商学院的院长Paul Danos表示,虽然商学的本科教育越来越流行,但顶尖的大学对于传统文理课程所提供的知识广度非常珍爱。象达特茅斯这样的学校,不太可能在本科教育中加上两年商学专业的内容。

商科教育,是现实永恒的需求。这里的问题是,商科教育是否属于高等教育?美国从沃顿商学院开始,把商科纳入了高等教育的体系。这就意味着商科的学生必须接受传统大学中的文理学科的训练。如今,美国的大部分一流大学,还是拒绝在本科设置商学类专业。那些设置本科商学类专业的,也往往坚持“学而优则商”的哲学,先上学生接受传统的文理教育,最后才涉猎商学专业课程,以保证商学的高等教育品质。我曾经对学生们说:“高等教育,之所以叫‘高等’,就在于其属于上流或精英文化的一部分。这话不好听,却是事实。你如果对上流或精英文化一点兴趣没有,进大学就走错门了。”作为历史教授,我从不讳言我的职业偏见:高等教育包含着许多看似不实际、“没用的”的贵族式的课程。但是,在过去几百年,大学从不实际的象牙之塔,越来越显示出其实用的价值来,乃至被市井凡夫所追逐。这多少也揭示了“不实际”、“没用的”教育的意义之所在。当今世界早已进入高技术的全球化竞争时代,产业、组织、技术、知识都不停地更新。这一趋势,就更加凸显了阅读、写作、沟通、数理分析等“可转移性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的重要。而那些具体、固态的技能,则时时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可惜,目前大学普及,大量的学生把大学当作职业培训所,觉得自己和过去作坊里的学徒工没有本质区别,目标就是一门手艺。大部分商学院的本科课程,就是适应他们的要求。这虽然也叫大学教育,实际上则早就有名无实了。

《跟着薛涌留学去》:商学院的成败

当沃顿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商学院时,这种大学里的商学院是个异类,甚至可以说是两面不讨好。工业家卡内基直言不讳地批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到了实业界多是废物,因为大学不过是教些遥远的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若干死掉的语言。这样的知识,似乎是为了适应另外一个星球的生活做准备。未来工业界的领袖都将是在实践中干出来的。那些20岁才出道儿的大学生,很难竞争得过那些14岁就到办公室擦地板、当学徒的孩子。

卡内基说这些话,当然有自己的经历在里面。他是苏格兰移民,自幼随着走投无路的父母到美国碰运气,13岁开始了童工生涯,一周六天工作,每天干十二个小时,晚上读夜校,最后一步步地成为钢铁大王、世界头号富人。在他眼里,大学里那些饱读诗书的温室里的花朵哪里吃得了这样的苦?在实业界的惊涛骇浪中能顶什么用?

另一方面,教授们则普遍觉得在大学里开设商科铜臭气太强。大学是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的地方。商科创造了什么知识?那些唯利是图的雕虫小技,怎么可以进知识的殿堂?这也怪不得,在沃顿成立后的十七年中,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建立商学院。直到1898年,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各自建立了商业和政治学院与商业学院,局面才开始改变。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00年达特茅斯建立的Tuck商学院。这是第一所研究院级的商学院。Tuck的口号是“首先做人,然后做生意人”(the man first and the businessman afterward),并设计了3+2的课程结构:学生必须在本校修完三年的传统文理课程,然而加修两年商业课程,获得“商业科学硕士”。1908年,哈佛商学院成立,同样是研究院级别的教育,也要求学生必须完成本科的文理课程后才能进入。第一届58名学生中,有42位是本校的本科毕业生。文理教育,仍然是大学商学院的基础。1920年,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成为第一所授予博士学位的商学院,以加强商学的学术色彩。

可见,大学商学院在初期的发展中,回应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首先,大学意识到商业的意义,甚至称商业是未来文明的火炬,进而在这一领域展开研究,对学生进行专业化的训练,把他们培养成社会的领袖。这样,大学就不再是卡内基所谓的读点历史和死的语言、脱离现实的象牙塔了,而成了经世致用的学府。同时,商学院坚持把传统的人文和科学教育作为基础,加强商学院的研究性,使之符合大学的学术标准。

结果如何呢?进入二十世纪后,商学院空前繁荣。在1900-1913年间,有21所大学成立了商学院。到1924年,有400所大学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商学课程。到1930年,主要的州立大学都提供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事实证明卡内基错了。大企业雇人,多要看文凭。商学院毕业生炙手可热。从1900年到1929年,经理在工厂雇员中所占的比例,从8.1%上升到17.9%。从1920到1930年,金融保险业的雇员增加了80%。商学院成了经理和白领的训练营地。《纽约时报》在1915年就公开宣称:“我们坚信有大学教育的年轻人比那些靠些小手艺从最底层开始往上爬的人更为适合现代商业的发展。”Tuck头五年培养了24名学生,到了二十年代中期,有6人成为大企业的总裁,其他也多为高层和中层经理。

不过,商学院的问题也从这里开始。二十年代,美国经济飙涨,商学院暴热,扩张迅速。可惜,作为新学科,商学院缺乏传统,师资不足,经常滥竽充数,课程也没有规范。同时,学生人数过多,课堂爆满,还有许多学生素质过低,需要补课,使商学院越来越丧失了精英教育的品质,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的学术标准。这一趋势,一发而不可收,一直持续至今。1919-1920学年,商学院授予了1559个学士学位,110个MBA;同时,美国大学授予了4400个工程学位。那时还是个工程师的时代。到1931-1932年,商学学士学位的数量达到10177,MBA为1017,工学位只有10374。商学的学位数量超过工程学位。1939-1940年,商学学士达到19036,MBA为1139,工学位猛降到了1348。到1955-1956年,美国各种学校授予的商学学士学位超过4万,硕士学位超过4千,博士学位有121个。再从商学在本科所占的比例看,1919年,美国的本科学位中,只有3.2%是商学学位,到1949年上升到13%,如今在超过了21%。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战后高等教育的普及。194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比沃顿时代普及了许多,但也仅有15%的适龄青年上大学。到了1970年代,这个比例达到了半数。如今这个比例已经接近70%。到2009年,以MBA为主的商学硕士学位的授予量就接近17万。可以说,如今的MBA,还远不如100年前的商学本科学位更为精英。

在这种情况下,沃顿商学院创立时的精英理想就难以在商学教育中维持。商学院开始两极分化。顶尖的MBA课程,虽然一直充满着危机和争议,但总的趋势还是炙手可热。毕竟美国的企业越来越复杂,对高端经营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MBA主要的生源,还是传统的文科和理工科学生。他们在本科期间多有着良好的文理训练。但是,普通的商学本科课程,则成了MBA课程的影子。大部分商学院院长集中精力主管MBA课程。毕竟MBA代表着一个商学院的品牌。本科部分则往往虚应故事,甚至连专门负责的院长也没有。那些本科生,不过是学一些MBA课程的克隆版。他们在读商科前,已经不被要求接受良好的人文和科学的训练。1959年,卡内基和福特基金会分别提出两个关于商学院本科教育的报告,称商学本科的学生越来越多。比起文科和理科学生来,他们家庭文化背景和经济地位都比较低,自己的成绩也比较差。再加上商学院师资水平不如其他学科,就更使其教育质量每况愈下。

试想,在将近70%的适龄人口都进大学的时代,商学本科生不过是这70%中的低端。这些人怎么可能成为管理精英?在美国,教育程度越低的家庭,对大学的理解越为实用,所求的就是学点马上能用的手艺。高端商学院那种“先做人,再做生意人”的高远理想,让他们摸不着头脑。当这些学生成为教育市场的主力时,他们的学费就不赚白不赚。许多商学院把自己的MBA课程抄一下转卖给这些人。如今许多中国学生涌入商学院本科,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对美国的教育理想不理解,希望学个“好找工作”的专业。他们的加盟,使美国商学院本科的教育质量进一步下降。

《跟着薛涌留学去》:沃顿是怎么来的

当我批判美国的本科商学教育时,许多商科的信仰者和身体力行者马上就提出沃顿商学院。不错,沃顿不仅是很优秀的商学院,而且提供着一流的商学本科教育。沃顿的建立,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检讨一下沃顿创立的历史和其目标,我们就很容易发现:现在美国大学的商学本科教育,大部分恰恰都背离了沃顿的理想。

沃顿是第一所在大学里建立的商学院,但不是第一所商学院。在沃顿之前,美国的商学院已经非常流行。美国南北战争后,很快进入了经济高增长期,即所谓“镀金时代”。这个时代的重要标志,是铁路热和大企业的兴起。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福特等等,都是在这个时代或稍后而涌现的。企业规模的急剧扩大,使传统那种雇主亲自经营的家庭模式无法应付,必须雇佣一个经理阶层。这种对经营人才的需求,刺激了商业学校的崛起。1895年,私营商业学校的学生接近10万人。这些商业学校,培养了洛克菲勒等企业巨子,也创出了自己的品牌。比如纽约的Packard Business College,在40年内培养了两万多学生,子弟遍布纽约的金融界。Eastman School,则是后来参与创立柯达公司的企业家George Eastman一手创立的,有四所校园。不过,这些商业学校都是赢利性的,培养的就是些赚钱的技能。

1881年,一位叫约瑟夫.沃顿的企业家捐给宾夕法尼亚大学10万美元,建立了大名鼎鼎的沃顿商学院。当时沃顿本人就是宾大的校董之一,并说服了其他董事们支持自己的理念。否则这10万美元也不会有此神通。沃顿目睹了企业家在他所经历的时代巨变中影响越来越大,但依然名不正言不顺,缺乏医生、律师那种行业的公共品格。因此,他认为企业家不能仅安于当个财主,而要成为社会领袖,承担更大的责任。另外,现代企业的经营越来越复杂,靠过去那种学徒式的方式已经无法掌握,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训练。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那些富家子弟继承了相当大的财富,如果不会经营就将白白地将资产挥霍、浪费掉,现在急需给这些人提供训练。可见,沃顿的建立,主要是针对极少数精英阶层的。

在“镀金时代”,财富迅速集中到大企业家手上,破坏了传统那种以自耕农理想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各种司法官司和政治运动不断,挑战这种财富集中的正当性。企业家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与其说是应付前所未有的规模经营,不如说是把自己的财富正当化。要知道,当时美国也正处于“德先生”、“赛先生”的时代。财富的集中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民主就可以通过各种立法和政治手段对之进行限制甚至剥夺。在这样的挑战下,这些企业家们最终走出来的路子,就是把自己打扮成社会财富的监护人,而不是私家的守财奴。卡内基的慈善事业就是一个例证。同时,他们把自己的经营管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因为科学在当时已经被公众视为是没有利益编好的、促进人类整体福益的事业。“赛先生”是新宗教。你说赚钱可能被别人看不起,但要说按科学办事,大家则都服气。

这也是沃顿要把商学院建在大学里的初衷。企业家赚了钱后,就要登堂入室,争取被社会所尊重,成为社会领袖。这就和一两百年前英国的商人发家后马上要把自己打扮成绅士的道理一样。这种变身的办法,就是实实在在地为全社会的福益作出贡献,并学习上流文化,特别是那些关乎整个社会和文化命运的学科。另外,十九世纪末正好是研究型大学在美国崛起的时代。大学从绅士俱乐部转型为工业化的组织结构,按照德国模式以科系划分专业、形成研究集团甚至流水线。商学院也效仿这样的方式,特别是追随医学院和法学院的模式,要把商学训练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所以,沃顿对商学教育最大的创新,是把商业教育镶嵌在大学的文理课程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框架之中。用我们习惯的话来说,商学院的学生首先要学习文科和若干理科课程,然后才有资格接受经营方面的训练。Edmund James作为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的创建人,成为沃顿的第一任主任。在他的领导下,沃顿成功地变成了一所培养商业专门技能的政治与社会科学的学院。沃顿商学院至今仍然把文理课程作为其本科生的核心课程。

可见,沃顿的创新,不是鼓励年轻人早早经商,而是为那些立志于经营的年轻人提供人文和科学方面的教育。如上所述,1895年沃顿成立了已经十几年,在商业学校中接受训练的学生接近10万人。但在大学里的商学院读书的,本科和研究生加在一起仅97人。到1924年,达特茅斯的Tuck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都已经开设了MBA课程,但在在大学商学院注册的学生也还不足4.8万,在商业学校接受训练的学生则将近19万人之多。可见,商业训练在那个世道已经让人趋之若鹜,并不需要鼓励。需要鼓励的,是有着价值理想和社会责任,有科学素养的专业人才。沃顿虽然大名鼎鼎,实则曲高和寡。那些急功近利忙着学赚钱的本事的凡夫俗子,和沃顿高远的理想终归格格不入。

《跟着薛涌留学去》:商科:低端的大学教育

美国的商学类本科,高不成、低不就,成了养懒汉的大本营。乃至有些教授们在问:商学本科还有必要存在吗?

放心,商学本科会存在下去,而且恐怕还将是美国大学本科中最流行的专业之一。不过其理由未免有些让人哭笑不得:在高等教育普及的时代,有相当一大部分学生和家长对教育过程不甚理解。文凭对他们来说就是个驾驶执照,能越早拿下来越好,越省事越好。他们的整体教育战略就是抄近道,而非基于成长的长远设计和准备。

早在1959年,福特基金会就发表过一篇报告,警告有太多的商学本科学生是因为荒疏(by default)而选择他们的专业。另有论者指出,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商业周刊》上排在前50的商学本科还算靠谱儿。但在此之下的商学院,往往漫无法则。学生选择商科,有的是不明白自己究竟应该干什么,最后听大家都说商科能保证毕业后马上有工作,于是就捡个商科先学着。另有一部分人,则是“吃柿子先捡软的捏”:商科不需要很强的理工训练,又没有文科那么大的阅读量和写作、外语等要求。这是个和朋友泡泡就能混的“软专业”。

在某种意义上说,低端的大学商科是无药可治的。为什么?因为高等教育普及了,许多不应该上大学的人上大学了。智商名著《鍾曲线》的作者之一、社会思想家Charles Murray曾指出,一般而言,读大学的材料至少是智商115。过了这条线,就属于人口中16%最聪明的人。当成人中28%都拿到学士学位时,就意味着大学生的智商难以完成高等教育的要求。主持“美国高考”SAT的大学委员会提出另一个标准:一位18岁青年在SAT中的语文和数学考试中成绩相加为1180分,那么就有65%的机会在41个主要的精英大学和州立大学的一年级维持2.7的平均分(最高为4,这大致相当于B-或C+的平均成绩)。能达到这么一种看似可怜的水平的,只占SAT考生中的10%。可见,大学虽然可以对人人都开放,大学的学术要求则远非人人都能达到。2011年,美国68.3%的高中毕业生都上了大学(2009年一度超过70%)。在这些学生中,有60%是就读于四年制的大学。也就是说,有40%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就读于四年制大学。

也许智商的标准过于狭隘,也许智商的测量并不准确。这些其实都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大学之所以叫“高等教育”,就因为大学是针对素质最为出众的群体的。这里所谓的“素质”,可以用智商、情商等多重标准来衡量和界定。但是,不管你对素质怎么界定,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少部分人才会对高深的学问有兴趣、有理解力。素质到不了那个等级,硬着头皮上大学,结果还不仅仅是达不到学术要求,而是根本不会对所学的东西产生兴趣,也不可能理解所学的内容有什么意义。这些人有时还未必是懒,而是实在没有办法长期集中精力钻研自己既无兴趣又不理解的东西。对这样的学生,怎么督促、监管也没有用。

结果,除了精英大学外,一般的美国大学纷纷降低学术标准,对于那些“混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不管标准怎么降低,柏拉图还是柏拉图,牛顿还是牛顿。怎么能说服那些最差的学生学这些呢?门儿也没有。这些人,在过去就是地道的体力劳动者,犯不上在书本上动脑子。现在制造业外包,体力活儿越来越少,吓得他们都跑到大学中来。这时如果你让他们读柏拉图,他们肯定会睡过去。但是,如果你对他们说:“没有力气活儿干了,学学算账吧。会算账到哪里都有口饭吃。在街上摆摊叫卖,不如学点新技术,比如市场营销,这比你扯着嗓子喊有效果得多。”听了这些,这些人反而可能眼睛一亮,多少能打起点精神来。至少许多末流的大学商科,就是适合这样的人的需求的。也怪不得PPT这种图画书式的教学在这样的课程中满天飞了。商科学生的考试到处垫底,也是对其素质的一个旁证。

商学院在十九世纪早期就在欧洲建立,但主要被视为是职业学校。直到1881年,沃顿商学院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成为第一个在大学里设置的商学院。可以说,是美国率先把商学院纳入高等教育的范畴。不过,美国的许多普通商学院,至今仍然保持着职业学校的风格。一般而言,在美国提起商学院,人们本能地想到的是授予MBA的研究院级的教育机构。我刚刚执教萨福克大学时,还闹过一个笑话。当我听说我的世界史课主要是商学院学生选修时,就对班上同学说:“欢迎欢迎,我很喜欢教研究生。”后来马上明白,人家全是本科生。我们学校的商学院和文理学院分开,但两者都是本科生学院。这种隔离,多少显示了职业学校型的商科和传统高等教育的距离。许多论者指出,这种分法,等于把商学院从大学的环境下隔离,使得商学院象个技术培训所,妨碍了学生的发展。但是,对于那些素质达不到高等教育要求的学生,这种隔离也许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跟着薛涌留学去》:商科生怎么在小组学习中混日子

我们总觉得美国是个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国是个强调集体精神的社会。其实,在教育上,美国特别强调团队配合。特别体育,在培养孩子的团队精神上非常成功。不过,在课堂上,过分强调团队往往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比如,中小学的老师,动不动就让孩子们结成小组做项目。小女曾有一次这样的经验。她和一个白人女孩儿结成小组。结果,一个小科学项目全凭她一个人废寝忘食地干,她的搭档不仅什么都参与,甚至项目完成后好心给她讲解都没有心思听。最后项目在科学展中面世,那孩子则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叫来助兴,好不风光。当然,最后打分,则是小组集体打分。我们和女儿本身都没有太大抱怨。毕竟学习是为了自己。这个例子只是说明,小组学习的方法,能培养许多混混,而且能混到高分。2012年哈佛有125名学生涉嫌在开卷考试中抄袭作弊,震动了整个教育界。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有些学生习惯于集体做项目,乃至在应付考试时本能地合作。顶尖大学都这样,一般院校的情况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商学院则把这种流弊发展到极端。除了美国教育这种根深蒂固的群体依赖症外,商学院自有其本身的文化。哈佛商学院教授Rakesh Khurana指出,在MBA的传统中,商学院的教育往往被视为构筑人脉和关系的过程。学生们要找机会一起多泡,建立精英的网络,日后彼此提携。这套风气,渐渐渗透到本科的商学教育中。

人脉和关系确实对做生意很重要。也许这确实是顶尖MBA课程的重要优势。毕竟,在《财富》500大企业的CEO中,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占据明显优势。多认识这等人物,日后则有通天之道。不过,并非所有商学院都是哈佛MBA。特别是本科商学院,培养的多是下层白领雇员。在这个阶层中,人脉和关系则没有那么重要。把读书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实在得不偿失。

另外,商学院的课程,从MBA开始,就采取案例分析的模式,往往都是团队操作。学生们必须分成小组,集体研究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据说是更接近真实的企业经验。但是,这样的教学模式普遍推广后,流弊甚重。比如,“高校学习评估”的调查揭示,小组学习越多,学生各方面能力的进步就越小。

为什么会如此?且看这样一个典型:一群二十岁上下的本科生,被分配一项任务,分析一个企业的成败,然后集体写出15页的报告,提出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或者用PPT(幻灯演示)进行25分钟的课堂陈述。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几位比较好的学生承担一切:细读和分析资料,整理要点,执笔写作或进行课堂陈述。大部分学生只是小组讨论时到场即可(甚至不到场)。很多商科学生,平时书一点不读,也不会对任何东西作出自己的分析,从来没有独立完成过5页的读书报告,不过是和这个小组混混,和那个小组混混,只有在考试和进行集体课堂陈述时才去上课,最后大家得个集体成绩。更有些学生习惯于此道,觉得考试时偷窥同学的答案也不过是小组学习。至于PPT(幻灯展示),其目的和逻辑则是把问题表现得简单明了,让大脑最简单的人也能理解。大家不读书,不接触繁复的数据分析,不进行复杂的思辨,整天就看“傻瓜相机”般的PPT。这还叫“高等”教育吗?

以我这位历史教授的偏见,文科教育强调的是文本分析、档案和史料的收集梳理、用所掌握的证据发展出思想、并用令人信服的方式(往往是写作)表达出来。这套技能,乃高等教育之核心所在。相比之下,商科学生就是小组泡泡,上课PPT主宰,仿佛是看图画书。日后连对付GMAT、LSAT这种标准化考试的能力都没有。

应该说,美国的教育制度中,强调培养团队精神是非常正确的。其中最成功的方式,就是体育。在中小学,优等生往往也是运动队的主力。想想看,一个足球队要想有竞争力,场上所有队员都必须尽职,场下的替补也必须严阵以待,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可能输球。领袖角色是要激励和召唤出所有人的能动性。但是,商科包括MBA的教育中,小组工作则没有如此严酷的竞争环境,往往鼓励的是懒惰和散漫。这样的问题,是商科教育的难局,一直都没能获得解决。

《跟着薛涌留学去》:商科在其他专业照样碰壁

大学本科的商学类专业,再往高读,在MBA这种本是自己的领地也不受待见,眼睁睁地看着工程、社科人文专业这些“外来和尚”耀武扬威。那么,商学类本科专业的学生,读研究院时也是否可以到其他领域试试运气呢?看样子也不行。

法学院,医学院、和商学院,是三大炙手可热的研究院。其中,北德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Michael Nieswiadomy长年研究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也根据考生的本科专业列出了一个成绩排名。这是根据2007-2008年度的LSAT统计出来的。在这个排名中的二十九个专业中,平均成绩第一的,是物理和数学专业的学生,为160分;第二位为经济学专业,157.4;第三位是哲学和神学专业,他们和经济学专业的成绩一模一样;第四位是国际关系专业,156.5分;工程专业排第五,156.2分;政府和服务专业以毫厘之差排第六,156.1分;第七位的化学专业也是156.1分;接下来的是历史、跨学科研究、外语、英语、生物和自然科学、艺术、计算机。到了第十五位,才轮到第一个商科类专业,金融;第二十位是会计;第二十三为市场;第二十四为管理(Business Management);第二十六位商务(Business Administration)。可以说,商学类专业的考生,还是属于垫底阶层。唯一在商学类之下的,是健康职业(这是培养护士等服务人员的专业)、法律预科(Prelaw)、犯罪司法研究这三个专业。

这里我们有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前面已经讨论过:总一些学生因为想读MBA,从本科起就要专精,选了管理、市场、会计、金融等商科类专业,结果真考GMAT时反而沉沦末流。法学院也是如此。许多美国人觉得要读法学院,就从本科准备,不要在其他方面浪费时间。当他们发现美国的大学没有法学本科时,就选和法学最接近的专业,如司法助理、法律预科、犯罪司法等等。结果,考法学院的LSAT,正是法律预科和犯罪司法专业的学生垫底。可见,美国的教育体制,鼓励你在本科阶段多发展素质,培养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胸怀。你若不理解这些,非按自己那一套扭着来,最后就会受到惩罚,被打入底层。

申请一般的研究院所必需考的GRE,是中国学子最为熟悉的。可惜,我找不到各本科专业学生们在这项考试中平均分数的排名,有的只是按考生所申请的研究院专业而归类的成绩排名,是根据2001-2004年间的考试成绩统计出来的。众所周知,美国大学在本科和研究院之间,专业转换频繁,本科和研究院的专业之间未必有必然联系。不过,这个排名依然非常珍贵。至少可以向我们展示一下考试的志向和能力之间的关系。

GRE的考试,分阅读(Verbal Reasoning)、数学(Quantitative Reasoning)、写作(Analytical  Writing)三部分。在阅读部分,报考文科专业的学生占据压倒优势。排名依次为:哲学、英语和文学、人文和艺术、历史、艺术史和理论、宗教、物理和天文、图书馆和档案科学、人类学与考古学、外语和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数学、地球/大气/海洋科学、材料工程、生物科学、工程等等。排在大部分理工科后面的,则是第38位的商务、第42位的管理(Business Administration)、和第50(即最后一位)的会计。

数学部分,则是理工科专业占据压倒优势。排名依次为:物理和天文、数学、材料工程、电子工程、化学工程、机械工程、其他工程、工业工程。商科类的银行和金融专业排在第9。这大概和这一学科对数学的要求高有关(注意,这是包括专业,考生未必来自商科专业)。接下来是经济学、计算机和信息工程、化学、地球/大气/海洋科学。文科类最高的是哲学,排在第十五,商科类的商务排第十八,会计排第21,人文和艺术专业以一分之差紧随其后,然后是政治学、宗教。商科的管理专业排在几位后面的第二十九。大体上,商学院虽然许多大量数学,但在数学部分,报考商学院的人和报考文科的表现大致差不多。不过都远远落在理工科之后。

写作部分,又是文科专业绝对主宰,排名依次为哲学、英语和文学、艺术和人文、历史、政治学、宗教、人类学和考古、艺术史和理论、教育、外语和文学等。理工科专业最高的是物理和天文,占据第十六位,第十八、十九、二十的也都是理工类:生物科学、化学、地球/大气/海洋科学。商学类最高的为第二十九位,银行和金融。接下来是第三十五位的管理、第四十五位的商务、第五十位的会计。

从这个排名中可以看出,报考哲学、物理和天文这些最清高的专业的学生,往往是最聪明的。其中总分最高的是哲学专业。报考商学院的,铜臭气大点,除了报考金融和银行专业的学生表现出色外,其他总分都比较落后。美国的一些商学院,容许让申请者用GRE代替GMAT。这就使我们可以把报考商科的和报考其他研究院的申请者的成绩进行横向比较。当然,这不能说明本科专业教育的情况。因为本科专业未必是报考的专业。但是,这至少说明,美国最聪明的学生,眼睛不是盯着金钱。这和中国高考状元扎堆光华管理学院的“盛况”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留美学生到商科扎堆,确实也和这种价值观念有关。当我在微博上劝大家不要盲目读商科时,几乎遭致“群殴”。许多人称,我作为文科的教书匠,是出于对商科高薪的嫉妒而贬低人家。似乎学商挣大钱,已经成为中国学生读商科的主要动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系列统计数据清楚地显示,即使奔着钱去,商科也非一个好地方。